精準扶貧不是強行脫貧，而是要拔除貧根，最終是要讓貧困地區的人們自己站立起來

    “足寒傷心，民寒傷國。”近日，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舉行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旨演講中表示，自己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貧。其實，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日漸緊迫，“不容一個人掉隊”，又何嘗不是整個國家殫精竭慮的一件大事？

    共建一個沒有貧困、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，矢志扶貧30多年的中國，對此既有豐富經驗豐碩成果，也有時不我待的攻堅壓力。目前，中國仍有貧困村12.8萬個、貧困人口7000多萬人，要實現2020年全面脫貧，亟須轉變方式和創新機制，科學推進精準扶貧戰略。其核心在于，推進形成精準扶貧的科學認知，探究攻堅克難的科學途徑，支撐全面脫貧的科學決策。

    減貧與發展是反映經濟轉型、社會進步的一面鏡子，認識和掌握貧困化發生機理、演化特征及分布規律，是制定扶貧規劃的重要依據。有些地方扶貧投入不少，但實際效果不佳，主要原因在于扶貧對象的精準性、因貧施策的科學性不夠。貧窮是一種系統性弊病，實施精準扶貧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，實踐中，需不斷探索和完善科學的戰略體系、政策體系、管理體系、制度體系。

    健全精準扶貧的分級行政體系應擺在首位。全國宏觀層面重在制定連片貧困區精準扶貧規劃與配套政策，率先解決交通、水利、能源等重大基礎設施短缺問題；省域層面重在分類指導、分區診斷，將扶貧開發與區域規劃、城鄉發展相結合，促進貧困地區產業互動、區域聯動；貧困縣層面，則應立足發展階段性、差異性，精準識別貧困村、貧困戶，將扶貧開發與發展縣域經濟、新型城鎮化進程相融合，實行整村推進、靶向治療。

    由于貧困情況不斷發生著變化，推進精準扶貧離不開管理機制的創新。需要創建由政府主導轉向政府引導、專家指導、社會廣泛參與的新模式，構建政府管理、法制約束、市場調節的融合機制；健全多維度貧困測算與動態管理方法，切實解決漏貧、返貧、“被脫貧”等“三貧”難題，糾正追求數量指標、主觀冒進導致的“假脫貧”；扶貧資金項目申報責權應下放到縣，讓貧困縣靈活、精準支配資金，變“大水漫灌”為“精細滴灌”。

    農村產權制度不完善、治理體系不健全，已經成為貧困化的重要原因。精準扶貧制度應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和公平的分配權利，創新國家政策性銀行機制，建立精準扶貧專項授信基金，破解扶貧企業資金缺、貸款難的困境；也應進一步推進貧困縣綜合改革試點，圍繞消除貧困村、整治空心村、根治鄉村病，激勵企業、民眾和社會團體投入中國鄉村的減貧與發展事業。

    扶貧扶貧，關鍵是一個“扶”字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安格斯·迪頓認為，沒有國家與積極活躍的公民的有效互動，就很難形成戰勝全球貧困所需要的增長。精準扶貧不是強行脫貧，而是要拔除貧根。用科學的態度營造起扶貧扶志扶智的制度環境，轉變一些地區“等靠要”觀念，才能解決“人的素質性脫貧”問題，引導民眾主動參與鄉村建設。說到底，扶起貧窮的人們，最終是要讓他們自己站立。（劉彥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