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會泳，1926年出生，乳山市海陽所鎮西泓于家村人。他出身貧苦農民家庭，但刻苦好學，天資聰慧，自幼酷愛當地的民歌、秧歌、大鼓和京戲，并通過自學掌握了二胡、笛子、三弦的演奏技巧。

1942年，于會泳在海陽所小學任教期間成為抗日救國宣傳的積極分子。1946年9月，他瞞著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母親，徒步三天，奔赴萊陽，憑自身過硬的音樂美術才能，考入了膠東文工團。在文工團里，他如魚得水。除了辦黑板報、畫宣傳畫、刷標語、在樂隊當主角三件樂器一人兼奏外，還經常在京劇和歌劇中充當反面配角。這期間他靠著在音樂上的聰慧與悟性，學會了譜曲、編導及多種民族樂器的演奏。后來又在膠東東海軍分區獨立團某連任文化干事，1948年在“前線劇團”任樂隊伴奏員。在這幾年里，他學會了譜曲、編導及多種民族樂器的演奏，并整理出版了《膠東民歌集》。

1949年10月，已經轉業到煙臺文工團的于會泳作為音樂骨干，被選送到位于上海的中央音樂學院教育專修班學習，11月加入共產黨。于會泳刻苦用功學習，經常熬到深夜，苦心揣摸民歌、曲藝以及西方音樂的精義所在。他迷戀于音樂的藍色海洋，如癡如醉，魂不守舍，逐漸地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見解，音樂感受力日益精細。入學不久，他就創作了自編自導自演自作曲的小歌劇《夸女婿》。在新年音樂會上，他飾演劇中的老頭，沙啞的嗓音和夸張的表演，為小歌劇增添了戲劇色彩，博得音樂學院師生的稱贊。在演出隊下工廠的演出中，《夸女婿》成為壓軸戲，受到工人們的熱烈歡迎。

1950年9月，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的音樂工作團成立，于會泳因學習成績優異被任命為創作組組長。1952年11月，調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室民樂系研究員兼教員，1956年5月，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理論專業教研室主任。

此期間，于會泳在專門研究民族音樂的同時，對民歌、曲藝、京劇、地方戲曲及西方古樂曲也一一涉獵，同時積極主動參加多項民族民間音樂的收集整理工作，并專門回山東采風，整理出版了《山東大鼓》《膠東民間歌曲選》等著作，創作了《陜北榆林小曲》《單弦牌子曲分析》等專著，均由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，創作的民族管弦樂合奏曲《闖將令》被中國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廣為發行。

于會泳在音樂理論研究的同時，還開始創作發表歌曲，他的歌曲，大多旋律優美流暢，且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，特別是他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發表的《漁歌》《楊柳葉子青》《偉大的毛主席》《北京的朝霞》《運糧號子》《幸福花開遍地香》《不唱山歌心不爽》《女社員之歌》《新木蘭辭》《瞄星星》《黨的恩情長又長》《非洲在怒吼》等歌曲，不僅在當時及以后的音樂刊物、歌曲集一再被選載引用，而且還灌制成唱片大量發行。對他數量不多卻每首歌均具特色的創作歌曲，上海的音樂界人士給予很高的評價。1962年10月，他晉升為講師，并任民族音樂理論系副主任。1964年，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在一次《關于創作經驗的專題報告》中曾這樣講：作曲者最好能成為民間音樂的“寶庫”，懂得很多，如于會泳同志就是這樣。

20世紀60年代初，于會泳在民族民間音樂上已有了極其豐富的積累，為此他結合民族化實際創作的需求，在上海音樂學院先后開設“民間曲調研究”和“腔詞關系研究”選修課。這兩門課引起國內音樂學界和作曲、聲樂人員的極大關注，并給予非常高的評價。直至今日，從事民族音樂學的專家學者，還一直公認他當年的這兩項研究，是中國民族音樂學從單個曲種、劇種、樂種、歌種向整體形態研究拓展的一個重大突破和標志。他撰寫的《關于我國民間音樂調式的命名》和《關于辨別調式問題》的論文在《音樂研究》上發表，建議調高沿用西洋音名命名，調式以傳統的宮商角徵羽命名，并提出“主宰音程關系”的新概念，引起音樂理論界的重視，被普遍采用。撰寫的《民間曲調研究》《腔詞關系研究》成為上海音樂學院本科和專修科的指定必修教材。1964年他在《上海戲劇》上發表《關于京劇現代戲音樂的若干問題》，展示了他對京劇理論獨到的精辟見解。

1964年，為迎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，已經很有名氣的于會泳被借調到上海京劇院“戲改創作小組”，以全部精力投入《海港》的唱腔作曲和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唱腔后期潤飾工作。后又參加《杜鵑山》《平原作戰》《龍江頌》等京劇的音樂創作。于會泳在京劇藝術形式的探索上，成功地解決了京劇音樂的繼承與革新問題。他勇于打破唱腔流派，打破唱腔行檔，打破舊有格式，在唱腔設計上吸收地方戲，曲藝的旋律入京戲，并將交響樂移植入京劇，把傳統京劇唱腔同西洋樂緊密結合在一起，使設計的唱段既不離京劇正宗，又有新的開拓和突破，這無疑是京劇史上里程碑式的創舉。“于會泳框架”的成功，擴大了京劇觀眾群體和發展空間，推動了中國傳統戲曲的現代化革新和西方藝術的中國化融變過程，為中國戲劇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啟示和借鑒。時至今日，《智取威虎山》等一些樣板戲的優美唱段仍然被人們津津樂道和吟唱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剛開始后，于會泳被上海音樂學院定為“三反分子”看押監督，接受批判，參加勞動，并受到抄家的沖擊。由于他在1965年3月28日《文匯報》上發表的《戲曲音樂必須為塑造英雄形象服務》的文章博得“文革”“旗手”江青的青睞，于是他也就在半夢半醒之間加入了他們的陣營，自此命運發生巨大變化。他不但不會受到沖擊，而且還成了無可懷疑的“正確文藝路線代表”。他先后擔任上海京劇院、上海音樂學院、上海市文化系統領導，并主持、參與批斗賀綠汀的大會。1969年4月，作為上海代表出席中共“九大”，并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，被增補為上海市革委常委。1973年8月，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，同時調國務院文化小組工作，1975年1月被任命為文化部部長。于會泳受到江青賞識后，按照江青旨意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。1976年10月“四人幫”被打倒后，于會泳被定為“江青反革命集團”成員而隔離審查，1977年8月31日自殺。

于會泳是20世紀中國戲曲音樂界的大才子，是一位大師級的人物，因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卷入政治濁流而得到悲劇下場。他的一部“戲劇人生”也是“悲劇人生”。　（高玉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