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3日,當記者來到午極鎮石字峴村抗日老兵劉福坤的家中時,89歲的老人正在津津有味地看書,這是他幾乎每天都會做的事情。得知我們的到來,他很激動,立即回憶起那段崢嶸歲月。

劉福坤老人1925年出生在石字峴村一個普通的家庭,全家人的生活僅靠父親出去做點小工支撐,日子過得艱難而拮據。抗日戰爭爆發后,日偽軍在全國各地燒、殺、搶、掠,無惡不作,讓一家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。眼看周邊的不少人為了保衛家鄉、保衛親人積極參軍,劉福坤要上戰場的心思也在心中萌發。1942年秋天,17歲的他,在多次目睹了日本鬼子掃蕩之后,毅然參軍。

“膠東抗大”的前身是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（簡稱“抗大”）,1936年6月1日創立于陜北瓦窯堡,1939年初遷到延安。不久,中央指示“抗大”到火線上去辦學。為培養膠東抗日游擊戰爭的領導干部,中共山東分局和八路山東縱隊決定,派出“抗大”第一分校的第一大隊到膠東與膠東軍政干部學校合并,編為抗大一分校“膠東支校”。1940年4月正式成立,簡稱“膠東抗大”。1940年夏秋之交,校部轉移到平度大澤山區,邊戰邊學。1941年3月15日,許世友司令員指揮下的膠東主力軍打下棲霞牙山,當日下午,“膠東抗大”勝利到達牙山革命根據地,從此,有了相對穩定的辦學條件。“膠東抗大”在牙山北麓辦學的幾年,正是日寇最瘋狂、掃蕩最頻繁的時期。然而招生、培訓不但從未間斷,反而縮短培訓時間,增強招生數量和訓練內容,當時軍民中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：“抗大,抗大,越抗越大。”

劉福坤進入軍隊的第一年,就是在新兵連,要求保護好抗大學生的安全。他告訴記者,當時抗大的學習條件很艱苦,學員們經常是借個門扇當黑板,背包就是凳子,雙膝就是小桌,由于長年睡在鋪著茅草潮濕的地面上,衣服又不能經常換洗,很多同志生了疥瘡,全身痛癢得不能入睡。但就在這樣的環境下,大家并沒有倒下,而是更加認真地學習。當時的劉福坤和戰友深受學員們的感染,也將全部的精力和熱忱投入到自己的革命任務當中。“平安時,我們就和學員們一起幫助群眾耕種,有時也借他們的課本來看一看；戰亂時,我們就幫助掩護群眾轉移,保護人畜安全,因為有了‘抗大’的存在,牙山革命根據地才更加活躍和鞏固。”劉福坤回憶道。

結束了保護抗大學生的任務后,劉福坤和戰友又在牙山挖了一年的戰壕。那一年, 他幾乎沒有一天能吃一頓飽飯,但在槍林彈雨中,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堅持著。餓了,就抓起身邊的野草墊墊饑；困了,就倒頭瞇一小會。“一想到挖戰壕是為了打日本鬼子,渾身都有使不完的勁。”回想起當年挖戰壕的情景,劉福坤依舊很激動。

1944年,劉福坤又被調到了偵察連,負責偵查學校周圍的敵軍情況。有一次,他們接到命令外出偵察,碰巧遇到幾個鬼子來村里掃蕩。為了保證村民的安全,劉福坤他們沒有退縮,找準時機朝鬼子扔了手榴彈,將他們一舉消滅。隨后,他們把村民們安頓在安全的地方,又繼續出去偵察,就這樣來來回回接近兩個小時,確定沒有危險之后,他們才放心地離開。

抗日戰爭勝利后,劉福坤跟隨部隊參加了解放戰爭中的數次戰役；1952年,又參加了抗美援朝。1955年,劉福坤因負傷被批準復員,回到家鄉,成為一名農民。

“當初我當兵的目的,是為了趕走日本鬼子。我的愿望實現了,黨和國家還給了我這么多榮譽,所以我非常滿足。再想想犧牲的戰友,我更覺得自己不應該向黨伸手要什么,只有為黨和國家多做點事,才覺得心里踏實。”劉福坤對記者說。雖然老人的耳朵現在有些背,但他每天仍然堅持看書看報,了解一些時事動態。得知全國人大常委會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時,劉福坤欣慰地說：“我們一定不能忘記歷史,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。抗戰勝利,是無數人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啊！”（田甜 高家園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