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的移民潮，也給乳山歷史上寫下了厚重的一頁。

元代末年，由于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和壓迫，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，引起農民起義連年不斷，戰火四起，久達十余年。兩淮、山東、河北、河南各地除兵亂之外，水、旱、蝗、疫也連連發生，人民生活悲慘到極點。境內同北方其他地區一樣，居民死于戰亂及流亡他鄉者甚眾。據調查統計，元末，境內村莊因戰亂多數遭毀或因居民避亂遠徙他鄉而湮沒，僅存100余村。

大亂甫定的明王朝為了鞏固政權和恢復發展經濟，便從受戰爭破壞較小，且多年沒有大的自然災害的山西一帶，特別是太原以南（今晉中、晉南、晉東南）汾河沿岸地沃水足、人煙稠密的廣大地區，向北方移民。

葛劍雄主編的《中國移民史》研究成果，其第一卷《大事年表》中列出了從洪武四年至永樂十四年膠東移民遷入遷出的10個年份和事件，指出明代前期，主要是洪武時期和永樂時期，遷入膠東的移民主要來源：一是山西移民，二是河北移民，三是來自云南、四川的軍籍移民，其他也有來自揚州、長沙的部分軍籍移民。并推算，“洪武年間膠東地區遷入移民共計18.5萬，其中，山西的移民約占64%，有人口約11.8萬；四川、云南的移民約占35%，有人口約6.5萬。”

在這個移民大潮中，境內漸次迎來了大量外地移民，他們與境內土著居民一起，和睦相處，恢復和建立村莊，奠定了境內村莊的格局，使人口稀少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的改變，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。

同時，為抗擊倭寇，明廷在境內設置海陽守御千戶所，其世世代代軍戶的落籍，以及其后代和數次移民的后代經過幾百年的長期融合，形成了乳山境內居民的基本特征和有特色的民俗風情。

通過查閱移民史料和地方志書典籍，境內的村落多建于明代，而且大多由境外移民建立。據統計，全市601個行政村中，有404個是明代移民建村，占村莊總數的67%。其中洪武年間57個村，永樂年間48個村。明代以后建立的100多個村，則多由本地村莊（多是上述移民所建村莊）析出。從最早建村年代的秦末至今2000多年中，明代只占260年，可在明代設置的村莊竟在半數以上，這足以說明當時移民之眾。

由于明代的大移民，境內人的視野大開，家庭結構和婚姻圈都發生了巨大變化，智商顯然與前大不相同，有力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。

一、盛行的“云南移民”說

北方很多省份流傳著祖先是明代從山西洪洞大槐樹下遷來的說法，但是境內“大槐樹移民”之說很弱，盛行的卻是明代“云南移民”“小云南移民”說。經檢索《乳山市志》村莊建置，自稱來自“云南移民”建村的村莊52個，來自“小云南移民”建村的村莊14個，共計占村莊總數的11%。但是“云南”究竟指何地，這些居民也多是語焉不詳，有人認為是中國西南邊陲的云南省。

然而，明代云南省移民的理由卻難以找到，查典籍史書無有可靠記載。果有如此眾多人口遷徙大事，官方史書不可能不記載。云南地處高原，崇山峻嶺，交通阻隔，各地居民處于相對“封閉”的狀態之中，人口也比中原少許多，人口密度也很低，從官方到民間都沒有萬里迢迢大規模遷徙至膠東的理由。

細查，境內這些自稱來自云南的建村年代，恰巧與史書記載的明廷組織的大規模移民時期相吻合。在這來自云南移民建村的52個村莊中，有47個是明代建村。其中大都是洪武、永樂年間，占到30個，其余建村年代分別是正統、天順、弘治、嘉靖、萬歷、崇禎，幾乎整個明代都有移民到境內建村。同時，境內自稱來自山西省的移民立村的有8個，遷入落籍其他村莊的有50個，這樣總共有110個村與明代官方移民有關系。顯然，境內明代“云南移民說”就是明代政府組織的“官方移民”說。

民國《牟平縣志》記云：“本縣戶籍，多稱系明初自云南遷來，且有占山戶、買山戶、漏戶之別，父老經常言之，而莫明其原委。”“西晉以來，燕曰（恒）山前，云曰（恒）山后，號稱燕云十六州”。“陰山之南，恒山之北，自昔即以云稱，戰國趙曰云中，秦漢置云中郡，北周置云中縣，隋置云內縣，唐置云中郡兼置云中州，宋置云中府路，遼置云縣，金元皆置云州，其地俱在今晉察綏三省之交，則云中、云州之南，其土人必有以云南稱者”。“登萊迭遭金元之亂，居民死亡殆盡，用時移民來此，其先至者領地開墾，為占山戶，后至者購熟地耕種，為買山戶，其土著遺民幸免兵匪驅掠者為漏戶，而遷者不忘舊居，故傳稱云南，又以非云南者，故別之為小云南，亦猶東府人僑居關外，概呼登萊為海南耳。說雖無據而近理。”

故所謂“云南”，并非指一個具體地名，而是一個地理區域，系“云中”“云州”之南地區，類似東北三省的膠東人稱家鄉為“海南”。明代“云南”移民，當指從云中或云州之南的廣大地區，即今山西省中南部、河南省北部及河北省的南部地區遷來，并非由云南省遷來。調查得知，境內明代立村的還有31個村移民來自除山西省以外的其他省份，包括浙江、河南、河北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蘇等省，他們大多列到縣名，有的還具體列到村名，如：“明永樂五年，單仲禮由安徽省鳳陽城南大柳樹遷此建村大單家。”安徽省鳳陽城南“大柳樹”之地名至今仍在。

明代有關膠東的10次官方移民，去向大多是定向的，到山東的最初主要分布在魯西北一帶，這主要是因為元末明初山東的戰亂和黃河泛濫都在魯西北、魯西南地區，人煙稀少。這些明初移民后來又再遷移，逐漸就分布到包括膠東在內的山東的大部分地區了。境內404個明代建村中除了59個自稱云南、小云南外，其余都是從鄰省、山東西部逐漸再東遷過來建村的。明代境內移民來自境外其他地區的自西向東有：兗州、歷城、金鄉、青州、平度、蓬萊、萊陽、黃縣、棲霞、福山、牟平、煙臺、文登、榮成等地，其中鄰縣較多。很顯然，那些除洪武、永樂年間移民立村的是從西向東二次、三次乃至多次遷徙境內的，所以“滾動移民”“間接移民”的說法可能更接近于歷史事實。這些村莊在境內也有析建新村、或者移民遷入他村落戶的。

當然，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自然條件的變化，明代膠東半島的移民又不斷有新的遷徙，包括遷出，這是很正常的。例如，洪武二十五年、洪武二十八年、永樂五年、永樂十年，就有山東登州奉詔大量遷民戶于山東東昌府、北京上林苑等地。

明清以來，山西洪洞“大槐樹移民”傳說在全國各地流傳甚廣,它反映了明洪武、永樂時期大移民的史實,迎合了民眾尋根祭祖的心愿，但其說有疑。最早的《洪洞縣志》編纂于明萬歷年間，全書沒有只字提到移民及大槐樹。直到民國六年的《洪洞縣志》才新增“大槐樹”條:“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。按《文獻通考》，明永樂間屢移山西民于北京、山東、河南等處。樹下為集會之所。傳聞廣濟寺設局駐員，發給憑照川資，因歷年久遠，槐樹無存，寺亦毀于兵燹。”“傳聞”二字耐人尋味，這些內容在移民活動大規模頻繁發生的時候絲毫不見蹤影，直到民國初年才見諸地方史乘，或是覺得不重要不值得記載，或是不過是耳聞之論，不能作為信史記載下來。

境內居民不說那棵大槐樹，可能他們認為，泛稱祖先來自“大槐樹”不夠嚴謹，何況其說疑點頗多。眾多的移民不會來自一地，大槐樹或只是個移民集合地點，不忘祖宗的移民后裔們是不愿意簡單的承認其為祖籍的，他們希望盡量追溯到具體的縣、村，不太清楚的只好廣指“云中”“云州”之南一帶的“云南”了。